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
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头站立，各自捧着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嘛……”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套袖，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连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刚能下地，他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是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