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暗暗庆幸。”后来，马絮告诉洛朗-若弗兰：“……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并没有德国记者在场”。随即，他不顾礼节，打断了自言自语的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必须振作起来。……您的前线在巴黎、在法国。为我们所热爱的伟大的战斗者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
随即，这个爱开玩笑的粗鲁人、热衷戎马生涯的“老傻瓜”仿佛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戴高乐，“您并不缺少为您效忠的人……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
换言之，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防力量的军队，打算像警察那样介入国内动乱了。倘若“红色达尼”们还不老实的话，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然而，对这个历史性表态，戴高乐似乎毫无知觉。他坚持召见法国驻德使节。无可奈何之下，马絮只好出去打电话；在回到办公室之前，他告诉两名副官，“我无法说服他。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又走进办公室时，戴高乐突然站起身来。他告诉马絮：“谢谢你，老伙计。……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1968年7月5日，卡斯特罗愤怒地翻出玻利维亚军人Ovando Candia上将和部下喝酒庆祝切·格瓦拉被杀身亡的照片。
五月潮退
后来，马絮视此举为自己生平大手笔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拯救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颇为失落、略显幽怨的乔治-蓬皮杜也这么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的的确确，将军曾打算流亡德国；他在巴登巴登曾召见法国驻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德国政府。多亏了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表达了军队的忠诚。他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
蓬皮杜并且谈到，戴高乐后来告诉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虚弱。我居然要逃离战场。我将视此为奇耻大辱”。
然而，在更多的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他的这个手腕如此娴熟，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使用于战场，更曾频频应用于心术的角斗场政治舞台。
在二十多天的处处被动、“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飞奔而去”之后，戴高乐渐渐看清了局势。群众运动已处在强弩之末，对于5月24日的火烧交易所、抢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烧警察局，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心生反感。他们渐渐认为，“红色达尼”等人已经不再是更公正、更自由的象征了，他们是一群得寸进尺、无法无天的青年叛逆者。他们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
更何况，在停水断电、交通瘫痪、邮政破产、商店歇业十几天后，人们开始抱怨、发牢骚、喃喃咒骂。人们开始希望回到原本正常、平静的生活中去。群众运动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周期性的爆发，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人们积压着鸡毛蒜皮、芝麻西瓜，并暗暗萌生着对新奇事物的渴望，对政府来一次“清算”的念头。当这种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偶然性的小事件都能演变为全社会的集体狂欢；而随着骚乱的行进，人们渐渐精疲力竭，群众运动也就走到了它的尾声。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号召“从革命走向革命”；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不断革命”失败、红卫兵狂潮渐退之后，他只能寄望文革“十年八年再来一次”。戴高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借势出手、迅速收拾残局。
然而，他伤透了心。在“红五月”风暴的二十多天里，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无尽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兰所说的“悲凉苦涩、精疲力竭与重度抑郁”之中。如果说，巴黎街头的“别了，戴高乐”、“十年了，受够了”还能让他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的深处，在巴黎的一处处官邸里，那些迫不及待的欲望，那些笑里藏刀的伎俩，那些落井下石的炎凉世态，则让他以一种近乎哲人的视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