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撤换总理。这让心怀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为总统真的老糊涂了。
“黯淡的苦行”开始了。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此后一个多月，谁来执掌法国成为六千万人的主要话题。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成为19世纪的主流声音的话，那么，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们同样清新的歌唱，却终结了这个声音。他们开启了感性主义、“人生即意义”、生活即目的的大门。他们的那些质疑：机器统治着人，观念管辖着心灵，家庭、政权、宗教这些人为产物侵占着人本身……所有这些对“异化”的质疑、批判与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归了它的应有面貌。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1968年，哈尔滨市国庆花车游行，“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彩车上扮演成世界各国革命战士的演员在毛主席雕像下作斗志昂扬状。
不仅是法国
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彻底完结了。在这个背景下，“红五月”的遗产进一步风行世界：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渐渐为人摒弃，它渐渐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开始没落；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活即目的”的思考，进一步成为学界的主流，乃至儒学开始复兴。学者们不再赞叹科学的力量，而转而回归更长远的传统：道德、心灵与美；
在社会政治领域，福利国家虽然日渐脚步臃肿，但渐渐成为大趋势；人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种主义更神圣；投票也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渐渐沦为一种游戏。人们往往更看重候选人的仪表、谈吐、风度，而不是别的。一句话，政治也渐渐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苏联解体次年，那个戴高乐的同代人、最后一个曾指挥庞大军队参与二战的政治家，邓小平——开始引领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国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过几年时间，大信息网、大娱乐网、和巴黎与纽约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就渐渐地铺张开来了。中国青年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曾经是红卫兵、同样拥有过自己的“红五月”的中年人，对他们的染发、蹦迪、离开父母、多性伙伴，渐渐地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全世界范围，他们先后摆脱了以父辈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开发遗产，依然丰硕。如果说，1968年的诸多要素已经普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它依然是资本的产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它始终没有遭遇类似年代那样的抵制。统治阶级开始学会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忘却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题：人对于人为的那些产物，无论机器、家庭还是政权，究竟该持什么态度？对资本与政权的禁锢，究竟该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异化状态呢？……所有这一切，都是1968年给后世青年的另一些遗产：经验、教训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