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1968年5月29日，午后两点钟，在法国爱丽舍宫，被称为“冷血动物”、谦恭而冷漠的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显得异常烦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十几分钟后，他到底走进了蓬皮杜总理的办公室。他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蓬皮杜也惊慌起来：“难道他流亡到了国外？”
这一天，戴高乐的众多亲信，福卡尔、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从5月13日开始，“别了，戴高乐”！“戴高乐去养老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十几天来，这个78岁的老人，这个被誉为拿破仑之后“最伟国人”的杰出政治家，这个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缔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不间断地引领法国走向独立、繁荣和复兴的伟大人物，陷入了深刻的迷茫、无比的悲伤和极度的心力交瘁。他的人民背叛了他；仅仅因为他对动乱“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指责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等学生领袖“是在床上大小便”，千万法国人就一笔抹煞了他的不世功勋，而在塞纳河边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
他产生了强烈的引退冲动。5月25日，他告诉新任美国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大使先生，未来已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上帝”；5月28日这一天，形势更加严峻：已被剥夺了居留权的德国青年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又潜回巴黎；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他摘下墨镜、脱掉假发，随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冲云霄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我们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让戴高乐滚蛋！”
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失眠了。洛朗-若弗兰描述说，“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权的最后一天吗？”而一觉醒来后，“戴高乐失踪”的消息，让爱丽舍宫和众多官邸一片混乱。
“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失踪的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那么，戴高乐究竟去哪里了呢？
戴高乐的确离开了法国。清晨七时，他召见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格-德拉舍瓦莱里；他告诉这位心腹，“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天”。近八时，他又告诉陆军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他要去南锡视察部队。随即，九时许，他让特里科通知蓬皮杜，内阁会议将推迟到次日召开；而当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步入爱丽舍宫时，两架云雀直升机已经加满了油，飞行员得到的通知，却是总统可能前往距离他家乡科隆贝50公里的圣迪济耶。
中午时分，飞机向东飞去，目标果然是圣迪济耶。然而，在这个小城短暂逗留后，将军突然命令，飞机再次起飞，前往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他要去看望他的心腹旧部、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
午后两点三刻，马絮夫人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五分钟后，我将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请设置跑道信标”。在突兀、惊讶和激动中，马絮夫妇慌忙让佣人们收拾官邸，并很快换上了军装和礼服。几分钟后，他们果然看到了那个传奇般的身影，马絮曾宣誓效忠的伟大人物。
戴高乐显得疲惫、脆弱、心事重重。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抱怨、哀叹和絮絮叨叨。他说，一切都完了，“在捣乱分子的煽动下，国家陷入了瘫痪”；他说，暴徒们随时可能冲进爱丽舍宫，杀死他们全家，“我们只能来您这儿寻找避难所”；他并且表示，他将召见法国驻德大使，以便让波恩着手他的“庇护”和流亡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