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抵制日货，实质上是在内政腐败、外患频仍的情况下，民无所依、商无所靠之后一种自发的、无奈的抱团取暖抉择，是一种弱国对抗强国的特殊反抗形式。
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并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
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Boycott）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而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甚至成为与时俱进的官场政争新题材，其威力之大，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也深受其扰。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等人上奏，弹劾李鸿章通敌，证据除了私放日本间谍（另见本刊本期《谍战甲午》专栏）外，更指控道：“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则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1894年8月3日，抗日调门相当高昂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对日商骚扰的华人。报道说，虹口区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赁开的杂货店，就曾被当地“流氓”十余人入内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流氓”就恐吓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把东洋人杀尽！”店主岩田大骇，赶紧报告巡捕房。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度增长阶段，通过各通商口岸，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洋货”，还不足以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对自己东方人脸孔和“大日本帝国”威力的过度自信下，成为第一个丧于非命的外交官。在这场普遍被解读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一个鲜明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的头号仇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