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1937 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仅仅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 “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 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成都轰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以上情景是年逾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摆的龙门阵。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
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是国难当头的关头，恶势力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极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