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初，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命空军加强对上海地区的空中袭击，给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造成混乱。形势紧迫，新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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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及残部逃到了台湾岛，但其部分人马仍固守上海东南60公里处的高地和各沿海岛屿。国民党空军在这些地方拥有两座飞机场，可供战斗机和侦察机起降，而在台湾岛还部署有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上海和江苏省仍旧是一个临战地区，由于有美国专家和教官在背后撑腰，国民党的飞机仍在该地区猖獗了好一阵子。
1950年3月初，蒋介石命空军加强对上海地区的空中侦察，然后开始不分昼夜地对该市重要设施实施系统轰炸，空袭目标包括市内发电厂、通信枢纽、电台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居民已达600万人，也是整个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蒋介石及美国的阴险企图是，通过对该地区的空袭，造成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这一阴谋在一段间内得逞了。凭借一时的空中优势，肆无忌惮的敌机在上海制造了恐慌，迫使上海一些企业、工厂和商店关门歇业，造成市内供应短缺，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在这样复杂而迫切的形势下，新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奉命出征
1950年2月12日傍晚，在我指挥的高炮师师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 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高级副官在电话里说，首长要我立即赶往军区司令部。我一路快马加鞭，在夜里十一点整走进了基里尔·莫斯卡连科司令员的办公室。司令员命人叫来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将军，并当着他的面问我："斯皮里多诺夫同志，对于前往中国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你是怎么看的？"
我在此前就早已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举行谈判，对中国开展军事援助是商讨的首要议题。对情况了如指掌的我便开口说道：我认为前往中国是正确的，如果需要我投票，那么我一定赞成。当感到上边已对此事做出了决断，我就不放心地问："把我的高炮师交给谁管？"
为前往中国执行防空任务，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将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关于我的任命，命令中是这样描述的："任命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高炮师师长，并将该师并入负责上海高炮防空事务的防空集群。"
我们这个防空集群的任务是，火速向中国军事指挥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首当其冲的为上海和江苏，以阻止国民党空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猖狂空袭。这个防空集群汇入了各类部队，既有歼击机、防空火炮和探照灯，也有无线电技术装备和后勤部队。当然，此次出国作战的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派出的指挥员也都是莫斯科防空军区最优秀的军官。
2月16日寒冷的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机场，我们这一行人在一架飞机前集合完毕。莫斯卡连科司令专程驱车赶来送行，在简短的临别赠言之后，我们就挥别登上了飞机。我们的飞行路线是：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
我们在飞机上个个情绪高昂，在清凉的机舱里热烈地交谈起来，回忆着件件往事，并慢慢谈到了莫斯科防空的话题。大家一致认为，对于1941年至1942年莫斯科反击纳粹空袭的经验，现在对组织上海防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启程后的第二天，我们已经置身中国领土之上。飞机徐徐降落在有苏联轰炸机驻扎的哈尔滨机场，驻守那里的苏联战友前来迎接，并与我们热情地握手问候，晚上还一同共进晚餐。在对飞机进行检查维护后，我们这架飞机再次升空，直飞北京。
与朱德陈毅共商空防事宜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同志非常热烈的欢迎，并住进了北京一家最好的旅馆。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中国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不论是机场欢迎仪式，还是住宿和伙食，一切都安排得十分细致周到。就在抵达北京的当天，我们就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并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