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 “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 “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给“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 “八大”。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