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首次回国是在1972年9月，偕夫人秦惠君归返阔别30年的上海。那时，中国大陆处在“文革”中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的培养方式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故土，他看到国内各科研院所、大学的基础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的情况更糟糕了。
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停滞，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居然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原有师生绝大多数被下放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高，可是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忧心忡忡。但在参观、座谈或与各级领导会面时，碍于面子和自己的身份，不能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向中央领导人写信。
李政道白天忙于各种会见、参观和讲学，晚上回宾馆提笔赶写建议。李政道提出：要从十二三岁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重点培养基础科研人才。为阐述这个观点，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来说明。但他一时难以在国内找到合适的例证。
这时，李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1972年首次归国时，周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经验，说在十来岁少年中选拔好苗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说这是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君把这事告诉丈夫，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先不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
5月中旬，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的表演。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的做法。
李政道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写了建议书（先用英文）阐述：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中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英文稿）写好后，没有马上送交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审阅？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在住处——北京饭店，又用中文誊写了建议书，并给周总理写信。信中讲述了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主席。
第二天，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请来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把建议书和致周总理的信都交给他，请他呈报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