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

九十年代访谈录：中国为什么说不？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迅速热销，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给予关注和报道，成为当年最轰动西方世界的中国版图书。它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标志。

《先锋国家历史》奇虎专稿，请勿转载

“说不”的影响力

《国家历史》：当时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呢？

宋强：在出版领域做事的人，对民间思潮的涌动有很强的感知力。这本书的策划是张小波（署名“张藏藏”）。在此之前一年，他就给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他已经介入出版很久了。

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依靠平时的积累，通过讲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就把它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出版也很快。这里边有一个作者叫乔边，他是一个诗人，他在书里写到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对他的刺激。乔边那段文字能够解释我们很多同样经历的书商和有想法的文学青年的心理感受，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感受写进书里。

《国家历史》：你和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正宇五人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

宋强：张小波在1980年代就是很有名的城市诗派诗人，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夏雨诗社，我和张小波都写诗，他比我高三年级。我们之间联系沟通比较多。古清生，下海当自由撰稿人，但我不认识，他与写作界比较熟。汤正宇是张小波的好朋友，那时是中国工商时报记者，现在是北京青年报证券专版的主编。乔边这个笔名是两个人，但写这本书的乔边是莫非，他也是写诗的，所以这里边有三个都是写诗的。

当时没有很大的利益驱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一本言论性的书，大家觉得挺开心、挺带劲的，用四川话来说，叫挺提气的。由于是自由组合，这就看谁有时间，最后用的是我们五个人的稿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很多年来就说，实际上这本书谁写可能起的作用都一样，谈不上谁的文笔更好的问题，换了别人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国家历史》：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前有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你们是看了《日本可以说不》之后模仿写作的吗？

宋强：一本书受到一个概念的启发，在写作中是非常正常的。《日本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的，它代表日本的民意，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概念与姿态。《中国可以说不》有我们自己的考虑与出发点，与《日本可以说不》的内涵有不一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一脉相承，只是借鉴。这是畅销书策划中一种正常和正当的现象。因为我们国内的畅销书很少去用国外的概念，我们做到了，这证明至少在商业上是比较成功的。

《国家历史》：你们想通过这本书获得什么？

宋强：首先，发表言论的欲望与兴奋始终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固有心态。名利双收我们也不会排拒。

其次，几乎所有的作者，像乔边、古清生，没有一个去吃“说不”饭，甚至没有一个去报纸时评版做编辑，没有因为造成大影响了就借势上台，实质上大家写作的选择是很多的。

再次，张小波作为策划人，当时他说关于中美关系的书，肯定是一个民间思想的兴奋点，我们不排除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卖点。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合适的，在业余时间写。但主要还是文人性格，有一种发表的欲望。但事后的事态，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但武汉作家方方断定这是一本书商的书，这是不可忍受的。每一个作家都向往自由出版，我们开创了一个自由出版的渠道，你就觉得是另类。实质上，当时很多出版物都是二渠道操作的。90年代有一个特点，本身有写作资质的、读过大量书籍的、有一定影响、本身是作家的人进入出版这个行当。

《国家历史》：这本书从介入到出版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宋强：这个比较快，策划从一年前就开始了，真正构思是在出版前两个月的事。有一次张小波跟我说，我们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我说可以啊，我还以为指的是国际关系，我的想法就是对满大街的广告牌说不，对洋奴文化说不，对卑贱心态说不。当时自己受影响的还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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