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外交部调我回北京，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当时的司长是章文晋。不久，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的外交事务，第二亚洲司则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外交事务。当时同我国建交的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
第二件事就是“四清”。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则受到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过“四清”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起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到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他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邀请参赛国家等，则先由我国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决定；各国运动员队伍去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也由我国出，运动会则由印尼办。当时的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是由我国制作的。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忙了好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过几次。 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在亚洲司，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第二次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不久印度从侧翼进击，军队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了巴军后路。巴军从克什米尔败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一时间战事甚为激烈。
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中巴关系较为友好。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很紧张。于是他们向我国求援。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三天五天来到外交部，并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他除通报战争情况外，还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来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当天下午，总理就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国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们的新制坦克后，亲自驾驶着开了一圈。他跳出车舱后，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坦克好，我们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后，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还是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国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着一个印度。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行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费力。后来，巴基斯坦改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一来，巴空军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他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