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是这样概括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明在存在的几百年里，只在灭亡前，因由对对倭寇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疫病，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也因此产生大规模流民起义。最终导致文明国家的沦陷。但中国北方在五代的破坏后，其实就已经养不活那么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运和灾年的中央财政拯济。而中国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区都始终支持这文明国家。
而满清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全部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部屠净。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改革。
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在窃据中华后，为防郑成功抗清武装，清廷颁布残暴的“禁海令”、“迁界令”，广东沿海港口尽遭封港毁船厄运，城乡民房铲平，良田抛荒，盐场废弃，数百万士民流离 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残暴的“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那么“迁界令”则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