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双雄会”，李自成到谷城拜会张献忠，获增兵马甲仗，元气开始恢复。
崇祯十二年初，张献忠修养完毕，于各处张贴告示，向当地人民宣告说：熊文灿“责赂金珠累万万”，“叛为所迫！”甚至将熊等官吏的受贿明细也张榜公布……官员们为什么要招抚为主终于真相大白！
熊文灿无地自容的同时却还恶人先告状，上书皇帝推卸责任，同时阻挠左良玉出兵，待到崇祯圣旨责令他免职“立功自赎”之后又不顾军情，逼迫左良玉仓皇出动，结果中了张献忠埋伏，精锐全丧。
在张献忠带领和影响之下，以前被招抚的各路农民军全面反叛，明朝的内乱自此再不可收拾，熊文灿的推荐人，恩师杨嗣昌也因张献忠袭破襄阳诛杀藩王而忧急病死。
熊文灿虽然被逮京下狱，但是他的愚蠢和无能直接导致国内战局的再度糜烂，正是经由他手，明王朝的两大敌手：张献忠和李自成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东山再起，而前期十年鏖战，成果毁在旦夕。
为什么要说亡国臣不批亡国君？
读到过很多痛斥明朝君王昏暴的文字，但是排除后朝诬谤的成分，明朝自永乐以后，诸多君主皇帝都深深陷于和文官集团的角力争斗之中难于解脱，崇祯就曾说过：朕与士大夫共营天下，（曾当廷引首辅周延儒入师座，尊称先生。相同的事情还见于万历与张居正）这个庞大无比构造复杂而精力旺盛的官僚集团对于帝权的制约在史学研究中往往避而不谈，但是事实上，内阁制度在明朝的稳固执政权是各朝各代难以比拟的，崇祯虽然是个权力欲旺盛的皇爷，执掌权柄十七年，却走马灯似地换了50位首辅，不能终信的性格缺陷是一方面，而始终难于调和与文官集团关系缓和找寻不着可以完全支持君权的辅相和代言人也是重要原因。
在最后的日子里，因阁臣坚持而不得不放弃南迁计划（对后世影响巨大，后文详述）的崇祯帝曾对首辅陈演半愤恨半无奈地说：
“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这大概是通常史论中刚愎猜忌乾纲独断的明朝帝王少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批明末的这群官僚，（何谓小丑？除了熊文灿，后面还要举例讲到）就是想阐明自己的观点：国家社稷，其责，其义，绝非皇帝一人可以担当得了的，一直以来，都喜好把民族历史中溃烂的一面归咎于各式各样的皇帝，请问，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骨子里的某些烙印某些东西呢？民族强盛，我们归于明君大帝，国家衰败，我们归于暴君无能，那么，这个民族的前进与否先进与否是不是就仅仅取决于那四百多个形形色色的个人！？
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作为那个社会的实际统治阶层，明末士大夫在国家覆亡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度重要的不光彩角色，以至于一名边吏在最后的日子里上书崇祯，厉言：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
我们接着来看在那样的年代里，程朱孔孟教养出来的士大夫大官僚们是如何演出自己的闹剧的。
二、吴襄
这位宁远总兵，正是日后名声大噪的平西王吴三桂的父亲。距离李自成攻破北京还有十数天的时候，阁臣首辅陈演和魏藻德为了不担“卖国”嫌疑，“碍于名节”，屡屡阻挠崇祯即调宁远前线关宁铁骑入京勤王，在吴三桂都已表示可撤的情况下，一群高官依然推委不已，谁也不肯动笔“拟旨”未来担负骂名，不得已下，提出个逃避责任的最佳折中方案：请吴三桂之父吴襄晋京召对，请崇祯与之商讨战计。
这时候，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快逼近京城。
崇祯问吴襄对要求关宁铁骑勤王的看法。
“祖宗之地，不可弃。”
崇祯安慰说这是自己的想法，与他父子无关，同时追问：你觉得令郎可以退敌吗？
吴襄放肆地吹嘘如果李闯敢来犯，臣子三桂定能将其生擒活捉，同时解释说过去左良玉和孙传廷之败概由兵数上的不见优势，这对于辽东兵不是问题。
那么，卿父子有多少兵？
吴襄猛然惊醒到崇祯的用意，立时不敢再吹下去，乃伏地认错说：名册八万，实则三万，余数概为空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