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赈日衰，因此在光绪末年，赈灾捐纳之风大行其道，后人每以清廷卖官为下作之举，然而，无论如何，制度化的卖官总比非制度化的卖官要好，公卖总比私卖要好，最重要的，卖的钱拿去救济灾民显然要比下贪官腰包要好。其实，在当时，政府更多的也许不仅是卖官，而是用种种办法来激励民间，鼓动绅富拿钱出来帮助灾民。例如官员代为请奖,颁发匾额，载入官书等等。其实,在那个年代,有钱人并不一定就必然拥有社会地位,要有地位,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而赈灾就是培植个人声望主要途径之一。一个地方豪绅如果见死不救，过于吝啬，最终被灾民“吃大户”，那么，官方有可能不但不惩治灾民，反而会责罚豪绅。这种事情是常常可以从过去的材料中发现的。
民间助赈的办法则丰富得多，义演在清末已相当流行，演戏赈灾，也是票友们经常组织的活动。100年前，李叔同甚至在日本东京为国内江苏安徽一带的水灾举行赈灾义演，这场演出据说也成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清末民初城市里的大型演出活动，多半是与赈灾有关的义演，梅兰芳甚至在1913年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发起义演为日人筹集赈款。1931年大水灾发生时，17省受灾，灾民8000万至1亿左右，似乎与今天的雪灾规模相似。在官方的鼓励下，上海各界闻人在灾难发生不久就成立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该会采用种种劝募手段，包括发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与大型戏剧义演等等，总共募到善款二百多万，灾民受益甚多。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样能够普通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乐之可以断言，如果有电视的话，以那个时代主事者的热情与理想，以那个时代社会的公共道德水准，赈灾义演的效率将会高出许多倍。这几天，曾经有人建议春晚改成赈灾晚会，但似乎已经什么可能性，推其原因，除去广告费、以及统战任务等因素外，乐之认为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观念问题，今天的国人，从上到下，可能已经太缺乏“行善积德”的意识了，“德”既不值钱，“善”又如何行？
赈灾自然需要组织，在清末的报纸上，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民间慈善团体，参与全国各地的赈灾活动，所谓“现代国民”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与这种公益善举的组织与普及有关的。1900 年8 月16 日, 即联军攻陷北京后的第二天, 浙江人陆树藩即在《申报》上登出《救济善会公启》, 创办救济善会救济北方战争难民。这个善会组织很快以上海为基地在各地铺展开来，办理善款征募与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陆可能也是中国最早准备创立“红十字会”的人。办公益有时是需要个人作出很大牺牲的，据说陆也是因为办救济善会亏空许多银两，最后不得不将自己家的藏书（陆父是江南四大藏书家之一）售与日人。而另外一位旧上海最有名的大善士朱葆三，他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华洋义赈会的创办便与朱氏密不可分。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的时候，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算是其身后最大哀荣。
其他普通民众之赈灾行动，在清末也极为常见。比如每逢比较大的灾害发生，乡村的族长或善团机构的主事便需要将开公仓，救济难民。家有资财的地主或商绅也有可能在立即开粥厂救人，什么叫开粥厂，看过《乔家大院》的观众大概有些印象，当然，普通的地主乡绅是没有电视里乔致庸那么有钱，一开粥厂就能救几万人，但是正是凭借这些曾经被批判成“虚伪”的自觉善行，才能多减轻一些灾荒给民众带来的戕害。清末时候城里稍有钱的人比较常见的是，是在大灾发生时将做寿的钱，或者办什么其他喜事的酒水钱，都移作善款（上面说的1931年水灾，黄金荣就曾捐出寿仪5万多元救灾）。当然，报纸上第二天便常会刊登收受捐款机构的感谢广告。另外，向一些能够信任机构上认捐也是一种形式，赈济慈善团体会拿着善薄，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一一征集募款，政府当局发动募捐在早期不大能看到。街头巷尾的公益义工拿着善薄到处乞款，与今天行政命令化的募捐方式恰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