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是正常国家都要承认的。一个政府对待宗教信仰之态度可用来评判其统治本质:专制乎？民主乎？狂妄地以真理掌握者自居？还是温和地尊重基本人权？幼稚地想以打倒一切鬼神以某种先验的或外来的教义统一天下？还是柔性地宽容地对待各种不同的多元信仰？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时代无疑是宗教信仰最自由的时代。各派宗教自由传播，共同发展，西洋的，本土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国家的民众都心有所属，人们能够从宗教，以及各种派别的学说中汲取对人类社会，对自然，对自我的解释。不喜欢某一派宗教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寻找到另外一个你能够接受的宗教，不喜欢耶和华，可以去皈依观世音，不喜欢真主，可以去找天尊…………，这些你都不喜欢，那么你可以创造或者改造新的神圣来让自己信仰甚至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宗教派别，许多传统的道教与佛教的支派在北洋时代都得到大发展。北洋时代，几乎任何一个重要教派的权威到某个都市，都有很多信徒去迎接，张天师走到哪里，都有人替他布置行宫，准备好一切，他也会为众多的信徒讲解经典，主持仪式，在北伐军打到三清山扫荡张天师所有一切之前，他都是中国万千信众的精神支柱形象之一。
北洋时代，对孔子的祭祀也得到不少政治首领的强调，袁世凯，孙传芳等人，都曾以政令形式训令治下尊孔复礼，弘扬儒教基本规范，其目的当然有争取政治合法性的考虑，但也未尝没有救济世象，挽回人心，确定社会基本道德规则的用意。无论是袁，还是孙，其实他们都应该看到国人传统的社会信仰体系已开始渐渐崩溃。
北洋时代，信仰自由的一个后果是，尽管各种以神明为本位的宗教广泛流行，然而，同时，残酷的社会进化论也在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众，无神论实际上也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尤其重要的是，激进异端学说与少年的叛逆心理相结合，催生出巨大的反社会能量。激进派藉新的印刷媒体畅行于天下，而传统的相对保守的信仰崇拜者却常常仍以传统的方式传播，或者在新式媒体的控制方面，远远没有前者厉害。一个胡适之，一个鲁迅，其文字影响力大概便超过了许多许多的菩萨与天尊。传统的信仰体系被无数少年都视为陈旧的废物，弃之唯恐不及，当这些少年汇集的力量，被一些政治势力的有心利用之时，天下形势乃大异也。
1926年，是中国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北伐军起，北洋势颓。成王败寇，人们往往太过于对胜利者的伟大津津乐道，而对失败者的理性与知识缺乏尊重，于是，在此后大多数的书刊报纸、教科书、戏剧等等媒介上，“北洋”便成为反动、腐朽、保守、封建的代名词。而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很长时间里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思考，甚至时势也不允许人们去思考了。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时另外一则北洋警察的布告吧，这一次的布告是为了保持回教信仰，其文曰：
为布告事，照得五族共和，原无分乎畛域，自由信教，国法载有明条，京师首都重地，为人文莘集之区，所有中外教徒，宣传教化，各本真诠，发扬妙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相互切磋，教愈精进，何得党同伐异，此是彼非，乃近有不肖一徒，造作匪言诋教，凭借舆论机关，为之传播，任意挑拨，冀遂其攻讦之私甚或肆口骂詈，直同村妇，似此毫无忌惮，实属目无法纪，本厅负有维持地方之责。亟应执法以绳，兹查心声晚报登载我的闲话一则，系菲薄回教主穆罕默德，并对于耶教佛教肆意詈辱，实犯刑律第二百五十七条之罪，司法警察有罪必发，业将该报经理逮传到案，依法送交法庭严办，以示惩戒，除仍饬区队严行查禁外，合亟布告，一体周知，勿得再蹈覆辙，致干未便，自经布告之后，倘再故违生事，无论如何避就，定即依法严惩，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布。
这则布告是1926年8月，北京的《心声晚报》附刊曾刊出一则知评《我的闲话》，其中用语颇有菲薄伊斯兰教之处，因此，京师警察厅立即将将该报记者高伯奇传讯，并发出布告，严禁诋毁宗教之言论。警察代表维护社会秩序的公权力，激进言论如果不逾越界限，当然属于言论自由范围，但是如果违背其他公民的基本自由，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人身财产等方面的自由，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警察便有责任纠正，这本就是份内之事。1925年前后，正是各种反宗教势力大为抬头之际，如扛着反帝招牌的反基运动就曾风起云涌。至于反回，公开的言论却不是太多见，中国的回教信徒与其他宗教相比，可能信众也算比较少的，但正是如此，作为国家公权力，越需要对其加以保护。
可是，清末以后的中国真的充满了悖论，本来有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说，以今天眼光来看，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但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北洋，却被一上台就打压信仰自由的党国所取代，而且形势每况愈下。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越细看越让人不明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