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1974年死于一场医疗事故，虽然此事当时就有了调查结论，但在张春桥的主使下，上海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结果，46人被私自秘密审查了，其中，15人被立案审查，31人被一般审查。
“红房子医院”出了非常事件
“红房子医院”是上海一家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它的实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据叶永烈《张春桥传》记载，1974年3月30日上午，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医生们忙碌异常。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医生，仅本院的便达33人。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官员发话：“结束抢救！”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还惊动了“康办”，就是设在上海康平路上的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汇报了“红房子医院”里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做了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事件主角——张佩瑛
死者究竟何人？原来她就是张春桥的胞妹张佩瑛。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兄妹中惟一的女性。
自从张佩瑛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46岁……
张佩瑛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人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成立“调查组”调查张佩瑛死因
这件事却远还没有结束。
上海某单位的“文革”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张佩瑛死亡事件的文件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在张佩瑛死后，有一个“调查组”曾在上海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造反司令”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