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亲昵行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却会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大事,甚至会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亲系甚至奸情。
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未发生时，刻意防范，互相监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镜”。既发生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
“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年轻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秘诱惑点燃了偷尝禁果的欲望，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