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联合，救助亚洲各国，对抗西方，“制驭白人之跳梁”，这是一百多年前不少中日人士的希望。但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这是宗方小太郎（《能抗日者独有李鸿章？》、《中国全民腐败“吸引”日本侵华？》、《日军跨过鸭绿江 ：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百年前为日本开具的“良方”。这位甲午战争中最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在其1895年所著的《对华迩言》中，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 Peril ，德文为Gelbe Gefahr) 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抗日名将暗助日军：弱国英雄也无奈》），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