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恩格斯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知青为了生存而结婚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
据《小康》杂志刊文，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个人隐私成为“罪恶”铁证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这种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亲昵行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却会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大事,甚至会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那个年代，最能置人于死地的就是“作风问题”。且来看看《温故》刊载的一个“故事”。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
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