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3、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