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
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看相声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我将父亲所写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寄了过去。后来，这篇文章与曾志同志的回忆文章一起荣获了一等奖。只可惜颁奖仪式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是我替父亲去毛主席纪念堂领取由余秋里同志亲自颁发的奖品和证书的。奖品是一块有8个角的长方形镀金手表，表盘上绘有毛主席头像和“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的铭文。据说此表只做了100块，十分珍贵，我领到的一块是027号。此外，还有许多书籍，多是回忆缅怀领袖的专辑。其实，中南海里喜欢听父亲相声的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热爱相声的“观众”，也许这个曲种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至少，后世再也见不到侯宝林表演时的风采了，因为父亲一生唯一的十几段相声录像，正是1975年专门为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录制的，尽管那时已经不再是父亲舞台生涯的黄金时段。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期间，父亲接到命令：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相声。直到今天，没人知道：当初是谁作出了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像的内容？为什么只选中侯宝林的？为什么多数为传统作品而很少新编的？为什么最终只录制了10个大段和2个小段？毛主席到底看到这些录像没有？没人解答。当然，这些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1965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到1975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时间过去整整十年，从单位的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如果干这件蠢事的不是我……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那服装箱里取出的大褂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虫眼儿，好在那时的录像设备和今天的无法相比，清晰度不高，只要不用特写，观众是看不到的。1992年，我亲手将这件承载着重要历史的浅灰色纯毛哔叽的大褂扔掉了，父亲当时想制止我，我强词夺理地说，是怕放在家里把其他的演出服都感染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以往，如果父亲不生病，不是病天，父亲听我解释后，只是用一种非常凄凉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叹了一口气，就再没说一句话。后来，每当我想起他当时的目光和叹息时，就会立刻哽咽，眼泪也会夺眶而出。我为我的无知和莽撞深深地懊悔。父亲的确是个智者，他一向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不同的孩子和学生。像我，父亲很明白，早晚有一天，当我的意识苏醒时，我的自责会远远大于他当时对我的几句训斥。
因为演出中断了十年之久，历经沧桑年近花甲的父亲担心自己会忘词儿，就请人将台词写成大字报的形式，悬挂在摄像机旁以防万一。为了配效果，临时调来几十名警卫连的战士充当观众。不料这些小战士多是农村兵，很多人根本没听过相声，又是天南地北哪儿的人都有，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搞清说的是什么。最后，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一个懂行的明白人，手擎一面小旗，需要笑声的时候，将旗高举，大家就笑。不管台上说什么，只要用眼睛盯着那面旗子跟着笑出声就可以了。这就是现如今，中央电视台经常播放的侯宝林郭全宝对口相声录像的来历。不幸的是，据说其中《卖布头》、《戏剧杂谈》已经部分脱磁，不能再用。
下面是几段父亲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应邀和中央首长一起观看卓别林的电影《杀人喜剧》(又名《凡尔杜先生》)。父亲被安排坐在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边，电影是原文的，王光美同志负责为刘主席翻译。很快，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药瓶的特写，标签上的英文自然难不倒这位师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读出声：“CHLOROFORM(氯仿)。”然后又小声地自言自语：“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坐在她身边的父亲轻声说：“是一种麻醉剂。”“您懂英语？”王光美同志显然很诧异。父亲急忙解释说：“不！我只是看过剧本。”显然，这次意外的接触，给这位国家主席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她对父亲有点“刮目相看”。父亲再次见到王光美同志已经是十几年以后，1977年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了。在经历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难以后又能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相互牵挂着的心总算得到了慰藉。或许是注定的缘分，这年“十一”的国庆招待会上，他们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从那儿以后，王光美一直关心着我们全家人。就连后来我们住的木樨地国管局属下的房子，听说也是她和叶子龙、郑天翔等几位老首长帮忙争取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