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象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开荒”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问题，以使农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当年为了积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草木灰，当做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他们自已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几个父母在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把它和干树枝叶放在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放火。孩子们的家长随即都赶来，当问明了原因后，都有点哭笑不得。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