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年轻读者大多没有挨饿的经验，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的大批人口则“非正常死亡”。本书记述的就是困难时期农民们为了度过饥荒，而发生的种种瞒产私分、“偷”粮食的故事，进而揭示了农民们的这些“猫腻”行为对人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以及农村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粮
这一年冬季，我来到广东，继续农民“反行为”的调查。北京正值严冬，在广东，却是下乡访谈的最好时间。这次朋友帮我选了两个地点，一在东莞，一在江门（江门就是历史上的新会）。它们都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居其右，一居其左。
这次先去江门，最初我访问的是一个老农叫老庄，原生产队干部（保管），在他看来，这里几乎就没有多少情况，主要就是靠外边汇款，因为是侨乡，侨汇多。当时用侨汇券，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尽管他也谈到了瞒产、去河里摸鱼，也说到各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等等。
在侨汇以外，这里还是经济作物区，各种野生植物和水产品也很多。这可以说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大特点。它的另一特点是种植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也有许多可以食用。
在我的向导小罗看来，可以“充饥”的东西太多了，像马齿菜、蹦大碗、葛菜……还有一种鹅肠菜，是“忆苦思甜”时常包上猪糠吃的。现在这些救饥的东西反倒值了钱，许多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好几块钱一斤。还有田芋头、鸡矢藤、野栗子，以及竹象虫、小鸟蛋等，都可食用。野果则有青橄榄、红缨帽、番石榴、山稔，长得漫山遍野。常常可以上山去采。
那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好的还是挖蚬了。站在水里，把手伸进沙中，花一些工夫就可掏出十几斤。现在这种长有小小贝壳的水产品，已很值钱，据说它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用的铁、钙和多种元素，已是高级酒店桌面上的佳肴。
我在乡间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也在农家吃到好几种难以叫出名字的芋、薯，以及佛手瓜等蔬菜，它们尽管不是野生植物，但极易生长，地旁墙边都可种植。
在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到四两粮食，只能靠鸡糠（米糠）饼、蕉头（蕉杆芯）包，吃野菜、南瓜花（红色不结果的）、番薯叶……才能过来。所有这些可能都顶过大用，但在真正的困难时期，它们所起的作用，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
2、偷鱼虾、地瓜、甘蔗充饥
广东的“三年困难”，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据东莞的一位访谈者老郭说：
那时就靠偷东西吃了。1958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
那时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那个大个的，现在市场价要卖到一百多元一斤。那时我们一小时能弄七八斤。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我们三个人，拿回来给青年垦殖场的几十个人吃，不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也就不问。
还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要给人发现。
就是没有米吃。没有米又要想办法了。什么办法？还不是偷呗！到食堂去偷，几个人摸进去，偷一次吃几天。
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这是偷得最大的。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在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锄头相撞，就像拉枪栓的声音，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我们就捡了十几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人，合格的只有5个，其中就有老郭一个，其他人连90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从部队复员后，老郭做了大队的干部。老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
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并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虾，我就放水闸；我要吃鱼，没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为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去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