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吗？”这三个字之所以会成为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在我的印象中，并非缘于国人对“吃”的文化有什么特别的考究，因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吃，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奢侈，寥寥三个字表达出的是出自内心的关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家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久，总以为很快会过上无需再为一日三餐犯愁的日子，甚至用大跃进的狂热方式欢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谁想到意外的天灾人祸却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空前饥荒。正是这个沉重的玩笑，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又在贫困线上徘徊了好一阵子。
生活的重负，加之积劳成疾的缘故，在我三岁时，父亲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撇下体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我们姊妹五个，这样的家庭自然又比寻常人家多了些许揭不开锅的无奈。尽管我排行最小，平时有啥吃的，家人都先罩着我，却也没少尝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不过，每当邻家招呼“吃了吗”时，尽管饥肠辘辘，有时压根儿就没吃上饭，仍会照母亲的吩咐，堆上笑容吐出两个字：“吃了”，这倒不是怕面子上过不去，而是母亲不愿老让人家接济咱，毕竟大家过的都非常不容易。
找“米”下锅，搜猎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全家的第一要务。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毕竟经历了旧时代太多的贫穷和饥饿，面对贫瘠土壤培育出的微乎其微的粮食产量和那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分粮，母亲倒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想方设法教我们就地取材，寻找“野味”来勉强打发日子，并且撑过一年又一年。
老家屋旁是一条河，河边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有鬼头杨、有钉刺槐、有银杏，而那两棵高大的榆树就是那时不可多得的奶酪。每当春暖花开，榆树便也绽出了密密的碧绿的嫩芽，母亲会让哥姐扯下一蓝子嫩嫩的榆树叶，用清水漂净，然后铺在竹片做的蒸格上，撒上些许玉米糁儿，如果有面粉更好，滴上一两点菜油，置大锅上“清蒸”20分钟左右，香喷喷的榆叶大餐便做成了，那清香、柔韧的榆叶不但吃起来上口，而且非常耐饿，远比纯粹喝那碗可以做镜子的稀粥强多了；
一茬榆叶摘过后，会再长出一茬，大抵可以能将就半个月，期间还可以用槐花来贴补。槐花的香味极浓，吃起来也有点腻，得同时摘些细嫩的槐树叶用同样的方法一起蒸，尽管槐树叶要比榆树叶粗糙得多，吃多了往往还会感觉肚子生疼生疼的（现在才知道那叫胃痉挛），但一家人总是“百吃不厌”。而且，因为我们这儿的槐树多是长刺的，矮小的树上可以用手去摘那花和叶，免不了被划破皮肤，而那高大的槐树则必须借助工具，在竹杆上绑上镰刀，将树枝割下，也顾不上会给那树留下伤痕，更顾不上那嗷嗷待哺、嗡嗡飞舞的蜜蜂了。
后来，在外地从军的姨父和姨娘不知从哪儿带回一种叫“锦树”的（究竟学名叫什么至今我也没去考证过），让亲戚们各拿回几支，然后插在地里，那“锦树”生命力倒也顽强，无须播种，无须浇水，往地里一插，不久就蓬勃生长起来，将那小枝剪下再插，几个回合，我家那小院子便让那“锦树”插成了篱笆。“锦树”叶呈墨绿色，虽然滴不上两点油，但是，“清蒸”后看上去却是油光光的，加上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很吊人的胃口。起初，母亲会送一两份给邻居“尝尝鲜”，后来干脆也剪一些树枝让他们回去栽插，一时间，“锦树”似乎成了庄上的种植特色。
上面说的是靠树吃树，接下来再唠嗑唠嗑靠河吃河。我家旁边的那条河原来是条活水沟，跟长江辗转相连。经常性的潮涨潮落，使得河里的水产变得丰富而鲜美。每当潮水退去，河边便布满了摸螺、踩蚌、网虾的人，尤其是夏天的午后，我们姊妹几个挎上竹蓝同时加入其中，还开展比赛，看谁收获最多。不时还能摸到几只活踹乱跳的河虾，便随手往嘴里一塞。要是能踩到刚蜕壳的螃蟹那就更幸运了，不等拿回家，便生吞下去，大人们都说，这蟹特有营养。而那时河水很清，不像现在要担心污染、病菌什么的。待到晚上，母亲将螺丝、河蚌洗净、煮透，一家人便围坐在屋前，一边纳凉，一边用缝衣针挑出螺丝肉品味着，母亲高兴时，还会给我们讲月亮和星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