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翻这笔历史旧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间。按照红卫兵自己的说法，他们发现“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是从搞高仰云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云认定乃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主意，因而与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据说南开红卫兵彼时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
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发放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事实上，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约在1966年9月间，“三六专案组”已经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杨献珍无奈“供认”真相
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
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
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
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我们再来。”
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稀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再也无力抵挡红卫兵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喂过饭。并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