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天，为了解决城市经济供应紧张问题，许多在城市里的“流浪者”被劝说甚至遣送回乡。为了宣传劳动光荣，干部也下乡参加劳动。原来在城里参加基本工程建设的临时工人，也被解散回乡务农。农村的实际人口一下子增长了不少。这些人的回乡是否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的效益呢？事实可能未必能做到。但从心理上来讲，这些高素质的“农民”，理应带来高额的经济回报，是否第二年的“大跃进运动”与此有关？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漂流一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一直最具创造力，无论是文化界，还是经济界，甚至政治界，他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后备军。正是他们不甘于呆在农村，后来才涌现了许多许多的各界英才。当然，大家都走光了，也存在问题。各国都有人才过度集中于城市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治理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强硬办法驱赶这些青年回乡总不是什么好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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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一则新闻：

不要再徘徊了！（1957年5月4日）

太原３日电　记者冯建伟报道：在目前繁忙的春耕播种时期，山西省榆次县曙光农业社有六位自称“流浪者”的高小毕业生，却不在乡里参加生产。他们从去年９月以来，没有参加一天农业生产，至今仍流浪在太原、榆次街头，或者呆在家里悄悄坐着。

他们究竟为什么不回乡生产和不愿见人呢？据记者最近调查，原来他们在１９５５年暑期毕业后，都回到曙光农业社工作。其中大部分担任了会计、记工员、图书管理员、幼儿园教师等重要任务，并且作出一定成绩，获得领导干部和社员们的赞扬。但是在去年，他们却感到农村没有“前途”，认为长久呆下去会贻误青春，有的公开说赚钱太少，陆续到城里去考学校或找工作去了。不巧，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于是，有的流浪街头当短工作零活，有的寄食在亲友家，有的长期靠父母汇款养活。

现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从党和政府的号召中受到教育，有的从长期流浪的痛苦体验中深感自己走了错路，表示愿意回乡生产。只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社会障碍和困难，才使他们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一点亟需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记者日前访问了已经回家的周宝爱，她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十九岁的青年。她向记者详述了回家生产的顾虑：第一是怕村里人背后挖脊梁骨（背后指着说讽刺话）。第二是怕农业社领导干部的冷淡和排斥。第三是外出同伴不回乡，她一人不好意思回来。第四是她的父亲说找不到工作就在城里找对象，要她出嫁。周宝爱在谈话中极力掩饰她内心的焦急。

记者又访问了中共曙光农业社支部书记焦福星。据他说，他们最近已经宣布欢迎他们尽快地回社参加生产。并且设法作好安置准备，为他们回家生产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