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开始的国共再次内战，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制造了大批难民。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便跑到了香港。到香港的难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工商人士，一部分便是普通的百姓。前者以上海过去的多，而后者则以广东的为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广东的富商大贾，或者稍有新资产者跑到香港的也有不少。他们之所以跑到香港，无疑是想寻求一个避难之所，无论临时性的独自闯荡，或者举家搬迁。

如许多人所发现的，香港的工业化与经济起飞，便是在这批国共难民抵埠后，慢慢开始的。当然，这其中仍有其他制度性因素，以及时势的因素。但是，在历史的创造者中，人肯定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1950年代后开始步入工业化之途的香港而言，资本与劳力、以及技术无疑是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在因国共内战而蜂拥而至的难民而赐予了香港。

难民创造繁荣，此例不鲜。如1620年9月16日，离开英国普利茅斯（Plymoath）港，驶向新大陆的“五月花”号，上面虽然可能有冒险之士，但许多其实也是遭受宗教迫害的受难清教徒，他们可以称作是“宗教难民”。这些人的思想与后来美国的立国原则应该有着深远的联系。中国也有过此种历史，如近代上海的繁荣，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难民所带来的。在长毛之乱发生前，中国的江南一直是富庶之邦，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然而，洪秀全的“太平军”却让这个地区的人民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太平。在血腥的杀戮以及残酷的饥饿、瘟疫的威胁面前，许多人跑到了上海租界——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安全岛。从此以后，每逢战乱或者政治动荡，上海租界的人口便迅速增长，这些难民不仅给上海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智慧与技术，而生活在此地的难民也渐渐发明了比中国其他地区人士更为理性与文明的办法来处理问题，上海也最终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繁华都市。

不过，1940年代末开始跑到香港的难民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创造远不如此前跑到上海的难民。也许这是与难民人群种类有关，或者是因为此前的创痛给他们带来深重的阴影？许多人到达香港之后，便产生了政治恐惧症。港英殖民政府与大陆中共当局迥异的舆论治理模式及文化政策，也让他们与内地民众渐行渐远。当然还也有可能是由香港与上海最大的一点不同而导致，因为此后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一直缺乏一个刺激其文化创造的广大市场。不过，1970年代末后，内地重新向香港选择性地开放文化市场，一夜间，香港电视剧与言情小说风靡全国，但这种“香港文化”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商业与娱乐的性质。它们虽然给内地民众带来了不少的感官快乐，但于百姓的精神与思想方面，正面的贡献却相当缺乏。恰恰相反，在后来内地社会道德颓化方面，“香港文化” 有意无意扮演了推手的作用。相较之下，近代的上海则是中国现代性文明的催生地以及传统文化的保育公园，在文化及思想，乃至制度方面对国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近代上海与现代香港，这两个城市的文化水准相距确实不可以道里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