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１９５７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２２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５６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１月１７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