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他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便爬起来大喊“撵狼！”不少同志也闻声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生产办公室的陈岘便编了一套顺口溜表扬他：“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同样远在延安城西北郊外蓝家坪山上的马列学院，有一位工友老齐，平时他负责该学院水房里的烧水事宜，却有一手善于夹狼的本事。据当时在该院学习的陈明晚年回忆：
陕北山沟狼多，每当深夜，在睡梦中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狼的嚎叫，真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学院炊事班为了改善伙食，喂了几只猪，这些猪便成了招引野狼的猎物。炊事员在猪圈的土墙上用石灰画上大圈圈，但是狼群并不害怕土墙上这白色的大眼睛，深更半夜，圈里的肥猪常常被狼咬着耳朵，用尾巴敲打着拖走。老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铁夹子，埋在猪圈附近狼群必经的路旁，在土层上面丢一些骨头烂肉。狼来觅食，踩着铁夹子便被夹住，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力气再大也拖不动，逃不脱。这样，夹着过几次大狼小狼，圈里的肥猪安全了。老齐剥狼皮卖钱，炖狼肉给大家吃。大家都称赞他。可是，久而久之，伙食科里养的两只大狗老远见着他，白天也冲他吠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老齐身上带有狼味！
猪是革命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受到狼的骚扰侵害，当然要想方设法将狼赶尽杀绝，食肉寝皮。可惜的是，狼肉并不鲜美。
侯波、徐肖冰回忆说：“陕北有狼，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很大的狼，大家都高兴坏了，扒了狼的皮，把狼肉放在锅里炖，一会儿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学校。我们总可以解解馋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我们真去吃的时候，狼肉却是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闻着那么香，一吃却苦得把舌头都吐出来，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功夫，还把我们的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却让我们空喜一场。”其实当地老乡们都知道，狼不仅叫声凄苦，而且其肉酸苦，除了一张毛皮之外，实在是属于无用之物。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提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害牲畜很多，甚至吞噬小孩亦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
此项提案在参加会议的170名议员中，以101票通过。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
一年未到，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执行。但1949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1990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15只狼。
二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
“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没有限度的”。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晨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