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约到年底得到控制。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生们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