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文汇报》发表了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报刊，说成是长期以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大肆宣传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工具，还对北京市委、彭真提出了肆无忌惮的指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这些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江青、关锋、姚文元、戚本禹、林杰等人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章，把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的连载专栏文章诬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不仅声言要涤荡“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而且声言要对“指示”、“支持”、“吹捧”者挖最深的根子，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同时，这些文章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在煽动极左思潮、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方面，为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泛滥的大字报和报刊上的所谓“大批判”文章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这样，“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罪状’‘天造地设’般铸成，无法挽回”，而且，“阴谋家铸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后，为了清除所谓社会基础，随即广开杀戒”。“姚文元秃笔一挥，写就《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内乱’的第一枪。姚文元一出，忠良纷纷受苦，仅直接因这篇妖文而惨死的就有五人，间接的不知有多少。”——这第一个直接致死的是邓拓，第二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下来便是吴晗的妻子、吴晗和吴晗的女儿三人。
“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先是承受了1966年夏秋之季到1968年间每天无休止的揪斗、毒打、坐喷气式，接着是1968年开始的八年囚徒生活，后来便是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的三年流放生活，直到1978年春，廖沫沙才从江西劳改林场回到北京城。1979年，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幸免于难的廖沫沙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兔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异样的宣传报道
《辽宁日报》：“白卷考生”张铁生横空出世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为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予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红旗》杂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的英雄”。
“反潮流的英雄”、“白卷考生”张铁生的“横空出世”，可谓是“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的直接产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根据报告的要求，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上日程。
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就使得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而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举、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得招生工作中依靠权力和关系的“走后门”之风在一开始便明目张胆。此风愈演愈烈的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中央不得不于1972年5月1日明文发布《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