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苏东巨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