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
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这让人想到了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那时，士大夫家里，不仅仅可以蓄养家奴，还可以蓄养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编女人来做婢女妻妾），还有自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特向往宋朝，当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个。
书中自有黄金屋
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手笔。此诗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可以向书中索要，这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是一条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现在也如此！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宋诗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