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
就在各地大肆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之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泽东感到很震惊。
一哄而起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可避免地出了不少乱子。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也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察觉运动中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的领导人。1958年国庆节前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从中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调查研究并加以解决。
就在各地大肆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之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泽东感到很震惊，批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派人调查。安徽省委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并采取了措施作了处理。这使毛泽东感到，在大好形势下还是有严重问题的。1958年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陈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他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召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研究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在途经河北的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时，他不断找人谈话，除了询问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每到一处，他总是问食堂办了没有，办得怎么样，群众是否喜欢吃大锅饭。还详细地询问吃了多少盐、多少油，有没有菜吃，有没有肉吃。他还要求各地要做到一是吃饱，二是吃好，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还说，吃饭就是劳动力，吃不好就不能劳动。针对当时一些地方搞疲劳战术，让群众几天几夜不休息的情况，毛泽东说，要下个命令，要休息，睡够。对于此前他看好的供给制，他也很关切，特地询问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徐水县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还说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虽然下面向他报告的不见得都是真实情况，他还是在谈话中体察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田家英汇报说，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医药费每人2元，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10元，看戏不要钱，一年看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吴冷西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共产主义。
汇报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对于供给制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当吴和田汇报说有的公社实行军事化，搞房屋公有、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体居住，只有礼拜六回家过周末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还认为，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他感到“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需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