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然而事实上，他这个“民族英雄”，其实是个“歪打正着”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英雄；是一个从私利出发，却没有料到竟然“一举成就民族伟业”的枭雄，而不是一个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来维护国家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为，大量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其实是一个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以郑氏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借口反清复明，笼络各方志士人才，纵横于南明、满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求实现个人利益乃至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大军阀。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牺牲自身利益来维护民族利益的高尚念头，他拥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识；他专断独行，意气用事，认友为敌，逼反良将；他在辖区内征收“苛捐杂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抱残守缺，一味坚持“围城待降”的战略战术，结果，“成也围城，败也围城” ；他治军苛严，动辄斩杀、责罚部下，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气死在台湾岛。
郑成功一生的成败教训，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与遐思。
一、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字甲，号飞虹，福建南安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文献称翁氏），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并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十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然七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5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6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重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1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这年六月间，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郑成功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父子俩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郑成功劝道：“父亲掌握重权，不能轻易降清。孩儿仔细考虑过了。我们福建多山地，不像华北大平原那样可以让清军铁骑任意驰驱。如果我们凭借闽地高险的地形，设下伏兵，节节抵御，即使清兵有百万之众，恐怕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攻破我们的重重险关。我们再抓紧时间争取民心，巩固根本，大开海道，贩运各类物资，用来补充军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中原也就不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