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为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0周年。经济学家于光远是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说：“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准备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同时我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请他转告：请叶剑英注意西北组简报上登出的11月13日我和王惠德、杨西光三人联合发言中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这个句子后来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是在我与王惠德、杨西光作联合发言时，王惠德主张写进我们的讲稿中的。因为在京西宾馆查书不方便，我怕这句话引用得不准确。王惠德说：“不必顾虑，我记得清楚，不会错。”现在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书架上的《列宁全集》，没有查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其中引了109段列宁的话，而且其中一节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消亡是一回事”。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没有查出，最后只能打电话到中央编译局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写在1916年8-9月列宁的一篇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中。王惠德不愧是编译局局长，我们在做联合发言时，王惠德记得的那句话同原文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读者们可以查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全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