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藏着的却是封建性极强的身份观念、等级观念、血统意识。这批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遭到批判、禁绝；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禁。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也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和偏执，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越来越能决定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这些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同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并因此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怀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由于家庭背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
当时，最为自信、活跃的是“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要在教师中“四清”，学生中也应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为严厉的整肃。他们认为学校给自己的照顾和特权还远远不够，一旦他们的过分要求（如完全废除考试、对其他学生进行批判等）没有被全部满足便认为学校“压制革命派”。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路线“左”得远远不够。由于家庭背景而能“得风气之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教改”的谈话首先在这群人中流传。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当时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当“文革”一开始，他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不仅夺过学校大权，而且“杀向社会”。他们要用暴力、鲜血来实现绝对一元化、“一片红”的理想，成为一支为所欲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便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手握“国家机器”，却又要享“造反”之名，确实令人叹止。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文化”的比重虽然早已大幅下降（其实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他们已享有相当的优惠），但“考分”的公布毕竟成为对等级特权的默默抗议和无形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等级特权利益的最大化。此时他们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痛定思痛，这正是长期进行“阶级仇恨”教育的恶果。与此同时，这批大权在握的红卫兵立即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不仅没有任何权利，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不少学校，“红五类”子弟可以任意殴打“黑七类”，而且后者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殴打自己的长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