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北京城里上一次发大水是在什么时候？1963年。
44年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一个水患频频的北京
翻开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干渴的城市确曾有过湿漉漉的一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最北端，北与蒙古高原接壤，西与黄土高原毗邻。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适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据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个月里，且丰水年雨量高达1406毫米，枯水年则只有242毫米。
这种气候再加上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为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羁放纵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无常，它常常裹挟着大量黄沙和泥土，一泻千里冲进北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闯。随着城市发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坏日益严重，泛灾年份逐年递增。每到这个时候，与永定河同属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纣为虐，同时发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频频。
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的98年间，北京有48个年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当时中国正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缓慢过渡，容易引发水灾。到了明代统治的276年里，北京地区的水灾年份共有104个，平均每三年一次。从1644年至1911年，清代统治的268年间，有128个水灾年份，平均两年即有一次。清顺治十年(1653年)，“淫雨数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马河河水暴涨，“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两岸石堤、土堤，开决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到了民国年间，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灾发生，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听很多上岁数的老人说，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较为严重的水患发生。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防汛排涝救灾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头等大事。但从1959年的大雨过后，北京地区一连干旱了3年，直到1963年。
山雨欲来
人们原本以为，1963年会有个好年景。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刚把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积极性在郁积了好久之后，一下子从人们身体里迸发出来。路边也好，沟边也好，水边也好，忍饥挨饿两三年的人们在任何有土的地块上都种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拾边儿地”。那年老天爷也帮忙，雨水很足，庄稼长得好，四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了一则小消息，标题是:8月中旬将有大雨。这条消息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大雨说来就来了。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经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时而下，时而停，人们也不太在意。
8日一大早，北京又开始下雨。那阵子正值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参加劳动”的倡议，市属各区各县正在积极组织区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认真讨论学习。十渡镇的各级干部也都冒雨赶到县上开会去了。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
